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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如何高质量发展?
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创造性提出构建技能型社会的设想,并就此描绘出国家重视、社会尊崇、人人学习、人人拥有技能的愿景蓝图,以终服务于全产业链发展的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同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的《“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指出,“技能中国行动”要以培育技能型人才为先导,渐次形成一支能够助力人才强国战略实现、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队伍。同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进一步指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不仅肩负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还承担着培养复合型综合性高质量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发展的社会重任。综上不难发现,国家对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注日益加深,其立足点也从教育体系内部改革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看齐。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技能型社会,如何以技能型社会建设为背景持续推动职业教育改革,进而真正意义上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共同富裕相融相通,成为当下甚至今后一段时期内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首要考量。
第一,建设技能型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逻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五期间/[k3/]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发展新格局,需要充分考虑技能型社会建设与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等国家发展战略的匹配。在此背景下,开展“技能中国行动”是加快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决策。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和传承技术技能的重要使命。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充分发挥技能型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合作竞争中的优势,有助于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战略定位的重要体现”前途光明、潜力巨大”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对职业教育战略地位的肯定,深刻阐述了建设技能型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无论是有机衔接“两个一百年目标”,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需要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以“提升、强企、鼓励、合作”为具体措施的“技能中国行动”成为助力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巨大变化也对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就“美好未来”而言,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目标使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成为助推制造业、教育和科技强国的根本需要。一方面,创新要素的驱动力离不开技能型人才的支撑。技能型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创新要素的驱动,而创新要素的实现需要不同层次创新人才的有机配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的技能型人才占据重要地位。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基础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层面的转化,进一步弥合全产业链缺乏引领性、突破性研究成果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离不开技能人才的帮助。随着工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快速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诞生了许多专业性强、门槛高的职业岗位。不同的工作对员工的理论知识和操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召开的教科文卫体领域专家座谈会、2020年11月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等重要场合发表讲话,重申了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重视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有助于创造一个“有前途的未来”。就“有为”而言,在百年一遇的大变局下,我们社会的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体系对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支撑。在这个过程中,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不仅需要大量的高科技人才突破国际“瓶颈”技术封锁,还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到2021年初,中国高层次技能人才总量约为0。58亿,占全国技能人才总数的30%,技能人才培养成效突出。但是,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来看,技能人才的总量、结构和使用仍有较大差距。2019年3月29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建设规划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培养一批行业急需、技能高超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2021年6月,“技能中国行动”进一步将“技能”放在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上述政策立足于技能人才培养,旨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这样,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大背景下,技能型人才在应对产业升级、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实现人生价值方面大有可为。(2)“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基本定位“不同类型同等重要”是在建设技能型社会背景下,明确教育体系基本定位的重要认知。《意见》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类型不同,同等重要”,要探索教育发展需求、产业发展需求、人才发展需求的客观规律,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一种需求广、功能专的教育。也就是说,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职业教育真正成为类型教育的关键在于确保其与普通教育平起平坐。这既是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必然选择。就“不同类型”而言,在传统认知中,职业教育被视为普通教育水平的中专文凭。虽然21世纪以来职业教育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远低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之所以被视为一种教育类型,根本原因在于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同时,职业教育不仅在性质上不同于普通教育,而且在自身的规律性上也不同。普通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强调由浅入深、由简入繁的知识体系,而职业教育更注重技术技能的传承和创新。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类型”的重要决策,既是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思路的一次“改版”,也是有机衔接中职、职院、高职本科的关键。就“同等重要”而言,职业教育长期以来被视为普通教育的附属品,它将比其他类型的教育面临更多的挑战。但根据人才分类理论和“二八定律”,技能型人才的社会需求约占社会总需求的80%,职业教育应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如今,职业教育已经为社会培养了两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以2019年为时间起点,《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出台,从政策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都是教育类型,同等重要。后续的很多政策也是基于“并重”,继续稳固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认识成为业内共识。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将和其他类型的教育一样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变革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中国。二、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
技能型社会建设以技能型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加快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抓手,突出职业教育的民族性。技能型社会的构建,赋予了职业教育更多高质量发展的角色期待。(一)宏观视角:以新发展格局为目标,稳步推动经济社会内生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受此影响,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职业教育体系亟待更新。同时,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有机衔接发展新格局、稳步促进经济社会内生增长的重要途径。《技能中国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适应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队伍。从宏观上看,这一目标的实现仍需从职业教育的布局选择、类型选择、层次选择等方面入手,以促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第一,版面选择。基于对“人”的分析,“人”是教育发展的核心对象,其发展既要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要实现自身对未来生活的需要。所以就布局选择而言,需要构建与“人”相匹配的教育布局。而“以人为本”恰恰体现了新的发展格局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口导向。建立与人口布局结构相协调的教育布局结构,不仅是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基于传统教育布局方法资源短缺的重大创新。第二,选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沿袭着以普通教育为主体、职业教育为补充的传统教育结构体系。在这种体制下,职业教育只是嵌套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配角”。随着建设技能型社会时代的到来,我国迫切需要大量具备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的职业教育,形成从中等职业教育体系到中等职业教育体系的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内生增长的重要路径。
(2)中观视角:以产教融合为基础,不断创新协同育人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是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改革任务。在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会议期间,李克强总理进一步阐述了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产教融合的深化是未来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和创新的重点方向。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如何加快产教融合基础上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协同教育模式的不断创新。与传统职业教育的发展相比,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更加注重基于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的产教融合。这不仅是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必然选择,也是满足多个利益相关者并促进他们相互合作的自然选择。一方面实现不同程度的融合。产教融合水平的差异是由学校、企业、行业等不同参与主体的协调方式不同造成的。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产教融合可以分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行业发展和企业发展三个层次。准确把握职业教育中“产”与/[k3/]教学的关系,是满足专业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行业发展与企业发展的不同需求,实现不同层次产教融合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实现了不同结构的集成。“技能中国行动”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拓展技能型企业”。其目的是通过加强职业院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优化现有产教融合模式,实现协同育人模式的创新。实现职业教育“产”“教”不同结构的融合,需要从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教学方法与实践内容等方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而为持续创新和协同教育模式提供内生动力。因此,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基于产教融合,创新协同教育模式,不仅可以加快技能型社会的建设,还可以促进产教融合模式的正常转型,助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三)微观视角:以“德技并修”为原则,加速推进能力体系建设
“德技结合的根本意义”是以德为本,以德控技。具体来说,“德技结合”就是将德育融入技能教育的全过程,旨在实现德育与技能教育的融合发展。从二者的关系来看,“德”与“术”是相辅相成的。德性发展能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立德庶人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的发展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衡量,也是对学生一生发展的重要评价。这种认知充分体现了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大背景下,国家对德育和技能教育的高度重视。从中国能力建设的现状来看,“唯学历”的价值观频频阻碍能力建设的推进,以至于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固化。鉴于此,需要从市场需求和人才培养需求的角度,不断推进“思想道德修养课”能力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把握德育与能力体系建设的内在联系。从德育理念物化的角度看,工匠精神是其集中体现。将工匠精神融入能力体系建设,不仅可以起到“德技结合”的双向建设作用,还可以实现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将技能型人才培养规范与能力体系建设相融合。技能人才培养标准是能力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加快能力体系建设。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能力体系的构建可以依托政策和环境的支持,按照能力导向的原则,实施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导向。同时,考虑到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应将其置于技能人才培养方案的关键位置,进而依托统一协调的发展路径,确保目标定位的合理确立,进一步加快能力体系建设的进程。因此,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只有以“德技结合”为原则,明确能力导向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才能有效落实能力体系建设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终形成以“德技结合”为基础的能力体系。三是建设技能型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进策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审视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取向,既是新时期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契合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以人为本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硬道理。基于此,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应从疏通职业教育内部沟通渠道、创新传统职业教育认知趋势、推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方面,努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以“职业高考”为制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将职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内容上有机衔接,在内部形成更加紧密的一体化联系。意见指出,要逐步建立/[K3/]职业高考制度,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随后,教育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26·29号建议的答复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强化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作用,畅通中职毕业生学历提升渠道,逐步建立以“职业高考”制度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体系。从内容上看,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建立/【K3/】职业高考制度,打通从中等职业教育到大学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是确立职业教育地位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职业高考”制度可以畅通职业教育的内部联系渠道,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第一,继续巩固“职业高考”制度的公平基础。在普通高考的框架下,更加注重对学科知识和能力的考查。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对其学科知识和能力的考查无疑会减少深造的机会。而且以前中职教育的目标是以就业为导向,保证自己能顺利毕业,顺利找到工作。因此,高职院校在制定招生政策时,都会不约而同地限制中职生进入高校的比例。上述现象本质上是对教育公平的侵犯。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要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不公平,进而通过更加公平的竞争,真正选拔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优秀技能型人才,这将有助于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在“职业高考”制度的构建阶段,需要从社会层面维护教育公平。一方面,放开“职业高考”的人数限制。来源限制是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主要障碍。因此,打破生源限制,扩大职业教育的学生主体,取消职业院校对中职生的录取比例限制,可以有效减轻当前职业教育的招生压力,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提供支撑。同时,允许符合报考条件的各类应届毕业生和社会学生自由选择参加普通高考或“职业高考”,加快普通高职学生自由流动机制。另一方面,扩大“职业高考招生比例”。一是落实“就业与升学”并重的中等职业学校发展定位,不断扩大贯通培养目标,增加招生规模。二是继续优化中等职业教育布局,通过合并、改造、整合/[k3/]基础薄弱、规模较小的中等职业学校,确保招生质量。第三,调整地区招聘比例,充分考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就业形势和报考人员的差异,加大人口大省和贫困地区之间的招聘比例。第二,不断完善“职业高考”制度的顶层设计。2023年2月23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指出,“考试招生是优化类型定位、畅通学生升学渠道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探索“系统优化方案”,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挥棒”。就目的而言,“职业高考”制度的出现不仅是为了解决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公平问题,也是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生源的必由之路。虽然进入高职的途径很多,但进入高职的比例、自主选择和转专业的自由仍然有限。比如,地方行政干预是高考、中考、中职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主要途径。往往由于地区差异和政策差异,无法有效保证继续教育的稳定和统一。如果选择参加普通高考,会因为文化科目笔试和技术技能培养方向的冲突而变得异常困难,这无疑阻碍了中职生的升学之路。因此,可以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构建基于职业教育类型特点的“职业高考”制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制定统一的评估框架,规范地方政府政策的执行边界。然后根据当地的教学实践,由当地政府制定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就业需求的特色考试框架。比如,根据当地产业发展规划,确定不同类别的考试课程和标准;根据不同行业的需求,设置差异化的考试时间和流程。另一方面,要探索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的考试内容和形式,强化考试在人才选拔中的有效性。在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为主,理论知识为辅。作为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一种考虑,我们注重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在形式选择上,实践技能考核要占据多数,笔试内容要以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注重实践知识的掌握。(二)以“技融于产”形式,革新传统职业教育认知趋向
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很快,但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却一直脱节。如今,受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发展的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创新,产业链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精细化,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迫切需要大量具有技术技能的综合型人才。此时此刻,将技能培训融入产业发展,进而推动传统职业教育认知趋向变革创新,是建设技能型社会背景下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首先,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基于技能资源利用的职业教育。技能资源是由不同领域、不同参与者形成的综合性教育资源。以产教融合教学模式为载体,充分发挥政府、企业、职业院校等各领域主体的参与动能,既能深度优化技能资源,又能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共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政府层面,办学自主权是下放的。地方政府应扩大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鼓励学校机构和工作人员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充分发挥他们在管理中的主观能动性。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自主办学。政府可以出台职业教育扶持计划,支持和鼓励行业内的大公司、龙头企业建立国家级、专业性的职业学院,更好地匹配行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在职业院校层面,要继续探索产教融合模式的发展方向。职业院校可以在教育链、人才链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吸引企业在职技术人员和实用人才到学校兼职,继续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第二,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加快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一是从环境入手,优化技能人才培养环境。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打破“劣质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认知。总之,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利用微信、Tik Tok、Aauto faster等新兴自媒体宣传平台,不断营造“学、练、比、强”的学风,引导舆论弘扬工匠精神和劳动主流价值观,引导更多适合学习的年轻人走上技能型发展道路。同时,进一步拓展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渠道,为他们提供展示技能的舞台,强化他们的劳动获得感。二是畅通技能人才职业晋升通道。一方面,要加快构建职业教育与培训相结合的培训体系,引导更多技能型人才在扩大专业投入的基础上积极提升学历;另一方面,不断完善职业资格鉴定方式,实现从初级技师到高级技师、从基层员工到管理层的双通道职业发展路径。此外,对于高技能人才,可以为其建设专门的绿色通道,并在职称评定上倾斜,从而促进技能人才向年轻化、高层次转化。(三)以“国家资格框架”推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国家资格框架”体系是国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定义,以固定的方式对个人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分类、描述和评级的措施。制定和实施统一标准,不仅有利于形成公平、自由流动的终身学习体系,也有利于保障和提高教育质量,加快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首先,横向连接三个“国家资质框架”模型。目前,“国家学术框架”体系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以电大教育为中心、以城市终身教育体系为中心、以工业企业为中心。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上述三种模式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形成横向联系的统一资质框架体系。为了进一步推进全国统一的“国家资质框架”制度,可以借鉴国际“资质框架”建设的经验。总之,可以参考英国的“国家资格框架”体系,对现有证书进行重新分类,制定一个包括基本素质证书、职业教育证书、专业技术证书的六资格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加速资质框架的实施手册,为“国家资质框架”体系提供参考。第二,推动“国家资质框架”制度和“1+X”证书制度的有机融合。实践充分证明,“1+X”证书制度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手段,是突出职业教育特色的重要举措。从德国“国家资格框架”的实际构建来看,它打破了学历与职业资格并行的局面,使不同类型的教育资格证书具有同等价值,形成了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有机衔接路径。基于这一经验,我国可以在“国家资格框架”建设中加强与“1+x”证书制度分类的衔接,进而以统一的资格框架推进学历和职业资格互认。同时,在制定国家资格框架体系的等级标准时,要充分考虑现有的各类职业教育资格证书,使标准制定与职业教育各阶段的等级证书相匹配。
第一,建设技能型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逻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五期间/[k3/]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发展新格局,需要充分考虑技能型社会建设与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等国家发展战略的匹配。在此背景下,开展“技能中国行动”是加快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决策。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和传承技术技能的重要使命。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充分发挥技能型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合作竞争中的优势,有助于加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战略定位的重要体现”前途光明、潜力巨大”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对职业教育战略地位的肯定,深刻阐述了建设技能型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无论是有机衔接“两个一百年目标”,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需要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以“提升、强企、鼓励、合作”为具体措施的“技能中国行动”成为助力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巨大变化也对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就“美好未来”而言,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目标使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成为助推制造业、教育和科技强国的根本需要。一方面,创新要素的驱动力离不开技能型人才的支撑。技能型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创新要素的驱动,而创新要素的实现需要不同层次创新人才的有机配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的技能型人才占据重要地位。技能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基础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层面的转化,进一步弥合全产业链缺乏引领性、突破性研究成果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离不开技能人才的帮助。随着工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快速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诞生了许多专业性强、门槛高的职业岗位。不同的工作对员工的理论知识和操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召开的教科文卫体领域专家座谈会、2020年11月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等重要场合发表讲话,重申了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重视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有助于创造一个“有前途的未来”。就“有为”而言,在百年一遇的大变局下,我们社会的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职业教育体系对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支撑。在这个过程中,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不仅需要大量的高科技人才突破国际“瓶颈”技术封锁,还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到2021年初,中国高层次技能人才总量约为0。58亿,占全国技能人才总数的30%,技能人才培养成效突出。但是,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来看,技能人才的总量、结构和使用仍有较大差距。2019年3月29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建设规划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培养一批行业急需、技能高超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2021年6月,“技能中国行动”进一步将“技能”放在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上述政策立足于技能人才培养,旨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这样,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大背景下,技能型人才在应对产业升级、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实现人生价值方面大有可为。(2)“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基本定位“不同类型同等重要”是在建设技能型社会背景下,明确教育体系基本定位的重要认知。《意见》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类型不同,同等重要”,要探索教育发展需求、产业发展需求、人才发展需求的客观规律,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一种需求广、功能专的教育。也就是说,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职业教育真正成为类型教育的关键在于确保其与普通教育平起平坐。这既是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必然选择。就“不同类型”而言,在传统认知中,职业教育被视为普通教育水平的中专文凭。虽然21世纪以来职业教育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远低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之所以被视为一种教育类型,根本原因在于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同时,职业教育不仅在性质上不同于普通教育,而且在自身的规律性上也不同。普通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强调由浅入深、由简入繁的知识体系,而职业教育更注重技术技能的传承和创新。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类型”的重要决策,既是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思路的一次“改版”,也是有机衔接中职、职院、高职本科的关键。就“同等重要”而言,职业教育长期以来被视为普通教育的附属品,它将比其他类型的教育面临更多的挑战。但根据人才分类理论和“二八定律”,技能型人才的社会需求约占社会总需求的80%,职业教育应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如今,职业教育已经为社会培养了两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以2019年为时间起点,《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出台,从政策层面明确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都是教育类型,同等重要。后续的很多政策也是基于“并重”,继续稳固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认识成为业内共识。可以预见,在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将和其他类型的教育一样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变革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中国。二、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
技能型社会建设以技能型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加快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为抓手,突出职业教育的民族性。技能型社会的构建,赋予了职业教育更多高质量发展的角色期待。(一)宏观视角:以新发展格局为目标,稳步推动经济社会内生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受此影响,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职业教育体系亟待更新。同时,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有机衔接发展新格局、稳步促进经济社会内生增长的重要途径。《技能中国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适应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技能人才队伍。从宏观上看,这一目标的实现仍需从职业教育的布局选择、类型选择、层次选择等方面入手,以促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第一,版面选择。基于对“人”的分析,“人”是教育发展的核心对象,其发展既要满足社会的需要,又要实现自身对未来生活的需要。所以就布局选择而言,需要构建与“人”相匹配的教育布局。而“以人为本”恰恰体现了新的发展格局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口导向。建立与人口布局结构相协调的教育布局结构,不仅是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基于传统教育布局方法资源短缺的重大创新。第二,选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沿袭着以普通教育为主体、职业教育为补充的传统教育结构体系。在这种体制下,职业教育只是嵌套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配角”。随着建设技能型社会时代的到来,我国迫切需要大量具备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的职业教育,形成从中等职业教育体系到中等职业教育体系的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内生增长的重要路径。
第三,层次选择。奥裔美国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Berta Langfei)在《一般系统的理论基础、发展与应用》一书中指出,“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整体功能是各元素孤立存在时所不具备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推进教育层次的整体改革,应该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然后分阶段逐步实现,由低到高。因此,对于中国的职业教育来说,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该向两个方向演进。在义务教育阶段,要不断提高教育公平水平,降低教育支出成本。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要逐步扩大职业教育招生比例。因此,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瞄准新的发展格局,稳步推进经济社会的内生增长,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中观视角:以产教融合为基础,不断创新协同育人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是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改革任务。在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会议期间,李克强总理进一步阐述了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产教融合的深化是未来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和创新的重点方向。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如何加快产教融合基础上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协同教育模式的不断创新。与传统职业教育的发展相比,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应更加注重基于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的产教融合。这不仅是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必然选择,也是满足多个利益相关者并促进他们相互合作的自然选择。一方面实现不同程度的融合。产教融合水平的差异是由学校、企业、行业等不同参与主体的协调方式不同造成的。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产教融合可以分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行业发展和企业发展三个层次。准确把握职业教育中“产”与/[k3/]教学的关系,是满足专业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行业发展与企业发展的不同需求,实现不同层次产教融合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实现了不同结构的集成。“技能中国行动”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拓展技能型企业”。其目的是通过加强职业院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优化现有产教融合模式,实现协同育人模式的创新。实现职业教育“产”“教”不同结构的融合,需要从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教学方法与实践内容等方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而为持续创新和协同教育模式提供内生动力。因此,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基于产教融合,创新协同教育模式,不仅可以加快技能型社会的建设,还可以促进产教融合模式的正常转型,助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三)微观视角:以“德技并修”为原则,加速推进能力体系建设
“德技结合的根本意义”是以德为本,以德控技。具体来说,“德技结合”就是将德育融入技能教育的全过程,旨在实现德育与技能教育的融合发展。从二者的关系来看,“德”与“术”是相辅相成的。德性发展能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立德庶人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的发展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衡量,也是对学生一生发展的重要评价。这种认知充分体现了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大背景下,国家对德育和技能教育的高度重视。从中国能力建设的现状来看,“唯学历”的价值观频频阻碍能力建设的推进,以至于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固化。鉴于此,需要从市场需求和人才培养需求的角度,不断推进“思想道德修养课”能力体系的建设。一方面,把握德育与能力体系建设的内在联系。从德育理念物化的角度看,工匠精神是其集中体现。将工匠精神融入能力体系建设,不仅可以起到“德技结合”的双向建设作用,还可以实现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将技能型人才培养规范与能力体系建设相融合。技能人才培养标准是能力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加快能力体系建设。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能力体系的构建可以依托政策和环境的支持,按照能力导向的原则,实施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导向。同时,考虑到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应将其置于技能人才培养方案的关键位置,进而依托统一协调的发展路径,确保目标定位的合理确立,进一步加快能力体系建设的进程。因此,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只有以“德技结合”为原则,明确能力导向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才能有效落实能力体系建设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终形成以“德技结合”为基础的能力体系。三是建设技能型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进策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审视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取向,既是新时期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契合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以人为本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硬道理。基于此,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应从疏通职业教育内部沟通渠道、创新传统职业教育认知趋势、推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方面,努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1)以“职业高考”为制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将职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内容上有机衔接,在内部形成更加紧密的一体化联系。意见指出,要逐步建立/[K3/]职业高考制度,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随后,教育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26·29号建议的答复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强化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作用,畅通中职毕业生学历提升渠道,逐步建立以“职业高考”制度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体系。从内容上看,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建立/【K3/】职业高考制度,打通从中等职业教育到大学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是确立职业教育地位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职业高考”制度可以畅通职业教育的内部联系渠道,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第一,继续巩固“职业高考”制度的公平基础。在普通高考的框架下,更加注重对学科知识和能力的考查。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对其学科知识和能力的考查无疑会减少深造的机会。而且以前中职教育的目标是以就业为导向,保证自己能顺利毕业,顺利找到工作。因此,高职院校在制定招生政策时,都会不约而同地限制中职生进入高校的比例。上述现象本质上是对教育公平的侵犯。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要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打破这种不公平,进而通过更加公平的竞争,真正选拔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优秀技能型人才,这将有助于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在“职业高考”制度的构建阶段,需要从社会层面维护教育公平。一方面,放开“职业高考”的人数限制。来源限制是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主要障碍。因此,打破生源限制,扩大职业教育的学生主体,取消职业院校对中职生的录取比例限制,可以有效减轻当前职业教育的招生压力,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提供支撑。同时,允许符合报考条件的各类应届毕业生和社会学生自由选择参加普通高考或“职业高考”,加快普通高职学生自由流动机制。另一方面,扩大“职业高考招生比例”。一是落实“就业与升学”并重的中等职业学校发展定位,不断扩大贯通培养目标,增加招生规模。二是继续优化中等职业教育布局,通过合并、改造、整合/[k3/]基础薄弱、规模较小的中等职业学校,确保招生质量。第三,调整地区招聘比例,充分考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就业形势和报考人员的差异,加大人口大省和贫困地区之间的招聘比例。第二,不断完善“职业高考”制度的顶层设计。2023年2月23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指出,“考试招生是优化类型定位、畅通学生升学渠道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探索“系统优化方案”,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挥棒”。就目的而言,“职业高考”制度的出现不仅是为了解决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公平问题,也是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生源的必由之路。虽然进入高职的途径很多,但进入高职的比例、自主选择和转专业的自由仍然有限。比如,地方行政干预是高考、中考、中职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的主要途径。往往由于地区差异和政策差异,无法有效保证继续教育的稳定和统一。如果选择参加普通高考,会因为文化科目笔试和技术技能培养方向的冲突而变得异常困难,这无疑阻碍了中职生的升学之路。因此,可以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构建基于职业教育类型特点的“职业高考”制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制定统一的评估框架,规范地方政府政策的执行边界。然后根据当地的教学实践,由当地政府制定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就业需求的特色考试框架。比如,根据当地产业发展规划,确定不同类别的考试课程和标准;根据不同行业的需求,设置差异化的考试时间和流程。另一方面,要探索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的考试内容和形式,强化考试在人才选拔中的有效性。在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为主,理论知识为辅。作为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一种考虑,我们注重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在形式选择上,实践技能考核要占据多数,笔试内容要以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为导向,注重实践知识的掌握。(二)以“技融于产”形式,革新传统职业教育认知趋向
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很快,但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却一直脱节。如今,受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发展的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创新,产业链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精细化,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逐渐增加。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迫切需要大量具有技术技能的综合型人才。此时此刻,将技能培训融入产业发展,进而推动传统职业教育认知趋向变革创新,是建设技能型社会背景下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首先,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基于技能资源利用的职业教育。技能资源是由不同领域、不同参与者形成的综合性教育资源。以产教融合教学模式为载体,充分发挥政府、企业、职业院校等各领域主体的参与动能,既能深度优化技能资源,又能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共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政府层面,办学自主权是下放的。地方政府应扩大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鼓励学校机构和工作人员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充分发挥他们在管理中的主观能动性。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自主办学。政府可以出台职业教育扶持计划,支持和鼓励行业内的大公司、龙头企业建立国家级、专业性的职业学院,更好地匹配行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在职业院校层面,要继续探索产教融合模式的发展方向。职业院校可以在教育链、人才链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吸引企业在职技术人员和实用人才到学校兼职,继续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第二,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加快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一是从环境入手,优化技能人才培养环境。在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背景下,打破“劣质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认知。总之,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利用微信、Tik Tok、Aauto faster等新兴自媒体宣传平台,不断营造“学、练、比、强”的学风,引导舆论弘扬工匠精神和劳动主流价值观,引导更多适合学习的年轻人走上技能型发展道路。同时,进一步拓展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渠道,为他们提供展示技能的舞台,强化他们的劳动获得感。二是畅通技能人才职业晋升通道。一方面,要加快构建职业教育与培训相结合的培训体系,引导更多技能型人才在扩大专业投入的基础上积极提升学历;另一方面,不断完善职业资格鉴定方式,实现从初级技师到高级技师、从基层员工到管理层的双通道职业发展路径。此外,对于高技能人才,可以为其建设专门的绿色通道,并在职称评定上倾斜,从而促进技能人才向年轻化、高层次转化。(三)以“国家资格框架”推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国家资格框架”体系是国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定义,以固定的方式对个人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分类、描述和评级的措施。制定和实施统一标准,不仅有利于形成公平、自由流动的终身学习体系,也有利于保障和提高教育质量,加快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首先,横向连接三个“国家资质框架”模型。目前,“国家学术框架”体系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以电大教育为中心、以城市终身教育体系为中心、以工业企业为中心。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上述三种模式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形成横向联系的统一资质框架体系。为了进一步推进全国统一的“国家资质框架”制度,可以借鉴国际“资质框架”建设的经验。总之,可以参考英国的“国家资格框架”体系,对现有证书进行重新分类,制定一个包括基本素质证书、职业教育证书、专业技术证书的六资格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加速资质框架的实施手册,为“国家资质框架”体系提供参考。第二,推动“国家资质框架”制度和“1+X”证书制度的有机融合。实践充分证明,“1+X”证书制度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手段,是突出职业教育特色的重要举措。从德国“国家资格框架”的实际构建来看,它打破了学历与职业资格并行的局面,使不同类型的教育资格证书具有同等价值,形成了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有机衔接路径。基于这一经验,我国可以在“国家资格框架”建设中加强与“1+x”证书制度分类的衔接,进而以统一的资格框架推进学历和职业资格互认。同时,在制定国家资格框架体系的等级标准时,要充分考虑现有的各类职业教育资格证书,使标准制定与职业教育各阶段的等级证书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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